降低膽固醇九種食物

 

根據捐血中心的分析，台灣人的血幾乎都「太油」了，膽固醇與三酸甘油脂過高

更是中年人最普遍的問題，對健康將是一大隱憂。

陽明醫學大學傳統醫學研究所兼 任助理 教授 呂萬安 醫師指出，其實，

用飲食的自然方法，就可以安全降低血中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其中有九類食物最有效。

 

呂萬安醫師表示，膽固醇與三酸甘油脂過高都是「吃」出來的問題，他建議徹底改掉

不當的飲食習慣，同時多攝取以下九類能降低膽固醇的食物，持之以恆、具體而行，

短期內即可看到效果。

 

1.早餐吃一碗燕麥粥

每天早餐只吃1碗燕麥粥，持續8星期就可使血中壞的膽固醇濃度降低10％，好的膽固醇上升。

燕麥中有豐富的可溶性及不可溶性纖維，能在腸胃道中阻止膽固醇及脂肪的吸收，

因而達到降低血中脂肪及膽固醇的效果。

 

2.中餐吃半碗豆類

豆類都是又便宜、又安全有效的降血脂肪及膽固醇的食物，每天只要吃半碗豆類，

可以在8周時間內使血中壞的膽固醇濃度降低20％。豆類食品含有多種降膽固醇的有效成分，

其中最主要的物質要屬豆類中的可溶性及不可溶性纖維。

 

3.晚餐吃三瓣大蒜

每天吃三瓣大蒜，持續八周就能使血中壞的膽固醇濃度下降10％。大蒜不論是生吃或熟吃，

在降膽固醇效果上都非常的好，大蒜中的含硫化合物可以直接抑制肝臟中膽固醇的合成，

而達到降膽固醇的功效。

 

4.每天吃半個洋蔥

洋蔥是價廉物美的保健食品，每天只要吃半個生洋蔥持續八星期，

就能使血中的好膽固醇濃度增加20％，並降低血中膽! 醇及三酸甘油脂。

洋蔥以吃生效果較好，煮得越久降膽固醇的效果就越差。

 

5.以橄欖油做為食用油

橄欖油可讓血中壞膽固醇下降，也會讓好膽固醇上升，能對心血管系統產生最佳的保護作用。

選擇用冷壓方式萃取出的橄欖油最佳，以高溫加熱抽取的橄欖油，則易使油質變性致癌。

 

6.每天吃酪梨或蘋果一個

酪梨中所含的脂肪是單一不飽和脂肪酸，因此對人體非常有益處。

蘋果含有豐富的果膠，有降膽固醇的功效。

 

7.每周吃二次清蒸鮭魚

鮭魚含0mega3脂肪酸的量非常高，如果用烤及油炸的方式，容易造成脂肪酸變質，

所以最健康的吃法是清蒸。 三兩 鮭魚以清蒸方式每周吃兩次，經過八周可讓體內的好膽固醇

上升10％。此外，吃鮭魚也可以讓血中的三酸甘油脂下降。

 

8.每星期喝一碗薑湯

將曬乾的薑磨成粉沖熱水喝下，薑中的成分「生薑醇」及「薑烯酚」可使高血脂患者血液中三酸甘油脂的濃度下降27％，而且使壞膽固醇的濃度下降了33％。

 

9.添加紅麴於菜餚中

紅麴是古老中國的偉大發明，除了用作調味料和釀酒外，它還有降低膽固醇的醫療作用。

科學家發現紅麴菌的成分Monacolin可抑制膽固醇的合成，更進一步發現其抑制膽固醇的合成的機轉。

 

4大教養迷思，挑戰超完美父母

名人談教育

4大教養迷思，挑戰超完美父母

作者／林玉佩

　天下父母心，為人父母總希望孩子有能力贏得未來，卻往往因為教養思維或態度上的迷思，反而壓抑或妨害孩子發展挫折忍受力。以下是許多父母教養子女時難以穿越的主要迷思：

教養迷思一：「我就是這樣長大的」

許多父母常抱怨孩子，「怎麼這麼浪費、不惜福？」「孩子怎麼這麼不能吃苦？」然而研究指出，當父母愈執著於過去的經驗，愈難以同理心來教養孩子，愈容易重蹈自己成長經驗的覆轍。

　教養迷思二：「不要給孩子太多的愛，會把孩子寵壞」
雷同的迷思如「不能花太多時間陪孩子，孩子會軟弱依賴」、「不要太滿足孩子的需求，孩子會需索無度」等等。 　

事實上，正好相反，當小孩自覺被愛、被尊重，才更容易接受父母的約束，發展同情心，並且願意承擔責任。「父母絕對不可能用過多的愛寵壞孩子，」美國天普大學心理學教授史坦堡博士非常肯定，因為有太多以親子關係為主題的研究發現，「那些調適最好的孩子，總是擁有最豐厚的父母之愛」。

不是愛得太多，而是缺乏有效的管教，才會寵壞孩子。

　教養迷思三：「我這樣做，是為孩子好」
最常見的情況是，父母把孩子送到才藝班、送進補習班，把孩子的時間幾乎填得滿滿，理由是「為了增加孩子未來的競爭力」。

處心積慮為孩子未雨綢繆布局人生的父母，應該警覺，自己可能變成「直升機父母」，隨時盤旋在孩子的左右，過度保護和介入，就像正在雕刻一尊完美的孩子雕像而不是真正的孩子。

　

父母迷思四：「親子相處的時間重質不重量」
親職作家游乾桂形容品質不好的親子相處時間，就像在做「噩夢」，但不只要有品質還要有時間，時間投入愈長，愈有益建立親子親密關係，就像為親子情感帳戶增加存款。

父母的陪伴很重要，而且愈小的孩子愈是需要。日本有研究發現，青少年犯罪在幼兒3歲之前決定。這聽起來很駭人聽聞，然而根據板橋地院少年保護官盧蘇偉的研究觀察，孩子在6歲之前與父母的關係，和孩子未來會不會藥物成癮，或會不會成為一個負責的人，以及未來會不會失去人生的方向等都有相關，「安全的依附經驗，是無法等到父母有空了再回來陪伴，」他提醒。

　

（本文摘自《康健雜誌》107期）

5百億砸出一流大學? 教授多搖頭

5百億砸出一流大學? 教授多搖頭

天下雜誌針對大學生與其家長跟大學內的教授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發現，所有還是認為學歷恨重要，而一般企業卻認為現在的大學生都不是公司想用的人才，全球化造成人才在世界流動，對於台灣高等教育行成強力挑戰。...

教改十二年，台灣高等教育是否走到了難再提升的困境？
《天下雜誌》在十月份進行「大學教育大調查」，
希望透過這一份台灣首度同 時針對 教授、大學生及家長的調查，解目前高等教育的核心問題。

文/天下雜誌

現況評鑑：

學生素質變差、用功度下降

從調查中發現，無論是大學生、 家長或 教授，一方面憂心在新全球化浪潮下，學生會喪失競爭力；另一方面又覺得現行大學教育尚有不足，覺得距離世界很遠。

根據交叉比對，八成三的大學生，以及五成二的家長，擔心在台灣讀大學，將來面對全球化的競爭會缺乏競爭力！

十二年之中，台灣大學數量暴增到一百六十三所，調查中也反應了大學教育的施教者、受教者與出資者，普遍認為大學生素質有問題。有高達八○％以上的大學生及家長，同意大學生素質不好，也有七成八的大學教授認為現在大學生的素質比不過十年前的大學生。教授在調查中更反應，現在大學生的用功程度、上課禮儀、方向感，也比十年前的大學生差。

比較公私立大學，私立大學教授顯得更悲觀，認為現在學生素質「更差」的私立大學教授有三成一，而公立大學教授僅有一成八。

政策與師資：
教授研究表現進步，教學熱情減弱

如果說大學教育不盡理想，那麼，誰應該負責？

二八％的教授認為「教育部」、一九％指「教改會」，另外二成八則表示是「大學生自己」應該負責；大學生則有四成二坦言「自己」應負責。家長顯然比師生更苛責政策制定者，有三成四要教育部負責、有二成認為是教改會該負起責任。

大學生能夠自省，自認該為大學教育負責，大學教師又怎麼看待自己？

根據調查顯示，現在的教授自信在研究方面的表現，較十年前的教授好。但是在教學熱情、給學生做典範兩個面向上，則沒有顯著的進步，對學生的正面影響力更是不及格。

調查也反應了大學教授在教學與研究之間掙扎，以及對盲目開放大學導致的資源稀釋充滿無力感。

最讓教師困擾的是「教學負擔太重」、「負擔太多額外的行政工作」、「學生不好教」以及「研究壓力太大」（表九）。有五○％的私立大學教師最困擾「學生不好教」，比例遠高於公立大學教授的三二％。

大學教授最不滿意「學校重研究，輕教學」、「討好學生，變得庸俗」、「廣收學生，授課時數過高」以及「資源不足，學生受教權益受損」。

公私立大學教授關心的議題也不盡相同。有高達五五％的私大教師不滿意學校「討好學生，變得庸俗」，只有三八％的公立大學教師持同樣看法。四五％的公立大學教師不滿意薪資待遇，卻只有二二％的私大教師不滿意。

從管理面上來看，最讓大學教師詬病的是「系所資源分配不平均」、「派系鬥爭，造成內鬨」以及「教育部管太多」。公立大學教師特別點出，大學管理有問題，「校長遴舉制度」也是原因之一。

為了打造世界頂尖一流大學，教育部在去年特別端出五年五百億卓越研究計劃；諷刺的是，卻有高達六七％的教授認為，這個計劃不可能為台灣培養出世界一流的頂尖大學。高等教育已進入全球化競爭的時代，大學生到底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教師、學生、家長三方都同意，獨立思考的能力與良好的品格是重要關鍵。大學教師普遍注意到，為因應全球化的競爭，大學生應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良好的品格與態度」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學生也同樣期待，在大學畢業後，能夠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豐富的專業知識」。家長則希望小孩在大學，能夠學會「豐富的專業知識」、「順利就業的能力」、「良好的品格與態度」以及「獨立思考的能力」。

調查也反應了大學生對教師的期待。他們心目中理想的老師，是「教學傑出，能夠啟發學生」、「關心學生」以及「上課認真」。（表十四）「光是罵學生素質低，對教育並沒有助益。我們應該接受目前學生的特質，然後努力改進自己的教學法。現在的學生雖然不用功，但是很靈活，老師也要跟著轉變，」一位大學教師有感而發地說。

學歷與學位：
文憑左右未來，上大學較能找好工作

或許是因為大學聯招錄取率已突破九○％，有八九％的受訪大學生不認為讀大學是一件驕傲的事情；另一方面，雖然抱怨大學教育，但是調查也發現，有九成以上的高中生家長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夠上大學。在這些矛盾的背後，顯示的是學生與家長，都相信文憑將會左右未來出路。

雖然企業僱主一再宣稱「學歷不重要，能力才是關鍵」，但是根據本項調查，五五％的大學生不同意「學歷愈來愈不重要」的說法（表十七）；六成以上的受訪學生之所以念大學，是因為「上大學比較有機會找到好的工作」以及「文憑很重要，所以要讀大學」（表十八）。有四成三的家長則是直接表示「上大學本來就是應該的」。

除了文憑考量，大學生還體會到，讀大學能夠「視野開闊、增廣見聞」。大學生對目前就讀的學校，最滿意的是「環境與學風」以及「學校聲譽」。經過交叉分析後，私大學生對於學校的「軟硬體設備」滿意程度較高；而公立大學生則較滿意學校的「聲譽」。

國際競爭：
中國威脅最大，兩教授就有一個願出走

在這場高等教育的國際競賽中，誰是台灣最大的威脅？不意外地，有六八％的大學教師同意，中國大陸是最大威脅。

在大陸積極招手、一些台灣知名教授出走對岸大學任教之後，五成六的受訪教授表示，有意願去大陸教書，亦即只要有機會，每兩個教授當中，就會有一個願意到對岸教書，為的是拓展個人視野，以及大陸發展很快應該要抓住這個機會。

雖然競爭者追趕得很快，大學教師還是認為，「可以充分和產業結合」以及「師資強」是台灣高等教育的最大競爭優勢。

在現有的優勢基礎下，台灣的大學未必不能在國際高教戰場上一較長短。只是，「學校的辦學目標要清楚，不要多頭馬車，什麼都想要，就什麼都做不到」一位受訪大學教授一語道破當前最迫切的課題。

調查說明

「二○○六年《天下雜誌》大學教育大調查」以家長、大學生及大學教師為對象進行三項調查，依照調查對象不同，進行不同方式的調查以達成調查結果，調查方法分別說明如下：「大學教育家長意見調查」是針對全國高中生及大學生家長，以分層隨機方式抽樣後進行全國電話訪問，自 十月十四日 起至 十月二十三日 為止。

總成功樣本數為八○七位，當信心水準在九五％時，抽樣誤差為正負三點四個百分點。

「大學教育大學生調查」，時間從 十月二十三日 起至 十一月三日 ，進行網路問卷調查。以大學、研究所在學學生為調查對象，共計回收有效問卷四、三八八份。

「大學教育大學教師調查」，調查時間為 十月十三日 起至 十一月二日 ，進行問卷調查。抽樣方法為分層比率抽樣法，以專 任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為調查對象，通知七、五二八份，有效問卷八五三份，回覆率為一一％。

 

（調查執行：許癸鎣、李昆昇、于秉弘、李明芳、楊秋娟）

大學機遇與挑戰

 

大學機遇與挑戰

作者: 蕭富元 2006.11.22／ 第360期

 

全球化下，大學的機遇和挑戰有史以來，大學從未像現在一樣，和一國的國力扣得如此緊密。全球化競爭迫使「大學定勝負」的危機感鞭策著各國政府。 日本計劃未來五十年培育三十位諾貝爾獎得主；韓國首爾大學在全球學術聲望和論文質量上已甩開台大；中國的北大、清華更在國際評比排名中奪下霸位。 在這波「新戰爭」中，台灣到底站在哪個位置？

 

即使忙著在出國前把所有雜事處理完，說話依舊溫柔清脆的台灣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沈冬，每個月總要出國兩三趟，在兩、三天的行程中，天天都是早上七點出門、晚上十點回飯店。她的行李箱裡，總不忘準備八仙果和川貝枇杷膏，以搶救經過二、三十場會談蹂躪的喉嚨。

　如果是國外大學訪客到學校拜訪，通常也是略過寒暄、自我介紹，直接從口袋掏出從網路下載的沈冬照片，開門見山切入細節：學分能不能互相承認、有沒有學生保險、宿舍幾人一床等等。有時，訪客連一起吃午飯的時間都省了，離開學校又風塵僕僕立刻飛車到機場，趕到下一個國家拜會下一所大學。

關鍵高地
　「我們都是隨時拎著皮箱走的，」做過中文系教授、音樂研究所所長的沈冬，現在對接待外賓、國際簽約儀式的標準作業流程，熟悉得跟她專長的古琴音樂一樣。

　從關起門教學研究，到應接不暇的出訪、接待、國內外招生，這幅繁忙的景象，正是全球化下，大學移動（university mobility）的最佳寫照。

　今年八月，美國《新聞週刊》首度做了一次大學全球化的專題，強調過去的大學是由國家主義捏塑成形，今天的大學則是靠全球化來塑造。有史以來，大學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和一國國力扣得如此緊密。中山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劉孟奇則用「關鍵高地」，來形容大學在國家競爭力當中，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

　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大衛．金曾實際交叉比對，一國科學學術論文的發表量和被引述量，和它的國家財富成正比。

　在這種「大學定勝負」的危機意識下，自九○年代末期以來，各國政府幾乎都把打造本國大學的國際競爭力，視為施政的首要工作之一，競相挹注大筆資源。再加上近兩三年才出現的各種全球大學排行榜，引起舉世關注，也難怪，哈佛大學前任校長德瑞克．伯克會用「上癮的賭徒」來比喻這場國際「新戰爭」。

　日本政府耗資六千多億台幣，計劃在未來五十年內，培養出三十位諾貝爾獎得主。新上任的財務大臣尾身幸次在《科技打造日本》一書，就疾呼要把競爭原理導入大學的革新，讓日本從學歷社會邁向能力主義。「大學改革是左右日本二十一世紀命運的重大課題，」尾身幸次宣告。

　通過金融風暴痛苦洗禮後，韓國政府下定決心，每年投入兩千億台幣，推動智慧韓國二一工程（BK21），傾全國之力把首爾大學送上國際一流學府之林。十年下來，首爾大學不論是在全球學術聲望或實際論文發表的質和量，已把原本領先的台灣第一學府台大甩在後面。

更具威脅的對照，是來自於彼岸的中國大陸。

　在「科教興國」和「人才興國」的戰略思維下，中國政府耗資一千多億台幣，展開「211」和「985」兩項高教改革工程，並集中資源支持少數幾所重點大學。經過十幾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脫胎換骨似地在國際畢露鋒芒。在以同業評價為重的《泰晤士報》全球大學排行榜中，北大一舉打敗在亞洲稱霸了數十年的日本東京大學；清華則在以研究產出為本的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學術排行榜」上，今年首度擠下台大，成為兩岸三地的新霸主。

　即使是國民年均所得僅有六百美元的印度，也集中火力，把八○％的高教經費，投資在少數幾所頂尖的理工商學院，為印度創造了軟體強國的實力和口碑。

　在大學的全球化競爭下，「只有第一，不會有第二，」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陳德華一語道破國際競爭的殘酷現實。

　專研知識管理的政大校長吳思華分析，高等教育之所以成為各國政府最關注的議題，除了知識經濟對高等人才需求孔急之外，更在於高教已經成為一種驅動國家經濟發展的新興產業。

　據世界銀行統計，高等教育已發展為一個價值三千億美元的全球化產業，佔全球經濟產出的一％；就以大學到海外設分校所帶動的產值為例，去年達到三十億美元，而且幾乎全數落入英美這兩個高教強國的口袋。此外，一流大學也會帶動國內的經濟，在美國求學的外國學生，每年就為美國國內創造一百三十億美元的GDP。

　在這個新興產業裡，台灣到底站在哪個位置？

　姑且以策略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競爭五力為架構，檢視台灣的大學競爭力。

現有廠商惡性競爭、新競爭者帶來威脅
　首先是現有「廠商」的競爭。過去十年，台灣高教產業的「廠商」｜｜大學，數量倍數膨脹，市場和資源卻沒有相對擴大；再加上缺乏差異化，進入障礙低，造成彼此惡性競爭，已是不爭的事實；所提供的品質，更在前年被監察院糾正「倒退十五年」。因競爭而刺激出的創新與品質改善，只存在少數幾家「廠商」之間。

　另一方面，儘管受到政府政策保護，台灣的大學還是躲不掉新加入者的挑戰。競爭新面孔主要是亞洲其他國家的大學，並產生了雙重的潛在威脅：侵蝕品牌（聲望）與消費者（學生）。

　當亞洲各國重點扶植一、兩所國家品牌的大學時，台灣齊頭式平等的分配架構，就很難跟國際競爭。一位大老級的教授憂心忡忡地說，除了少數幾所大學，台灣的高等教育，在亞洲已經被塑造為「低價格、低品質」的定位，就像早期「made in Taiwan」的印象。

此外，消費者琵琶別抱外國大學的情形，就算不嚴重，主要原因也不是「台灣的大學太好，而是出國念書的轉換成本太高，」一位國立大學教授剖析，即使政府不承認大陸學歷，但台灣學生每年報考大陸大學的比例，都有兩位數字的成長，就是一個警訊。

供應商議價力量大
　其次，大學的主要供應商｜｜政府（提供資源）和教師（供應腦力和勞力）｜｜的議價力量不減反增。

　教育部近十年投入高教的預算，大約維持在七百至九百億之譜，丟進一百多所大學後，「大家既吃不飽，又餓不死」。高教司長陳德華不諱言，當政府舉債比例過高、預算緊縮之際，高教經費幾乎沒有再往上加碼的空間，不夠的，只能靠大學自己想辦法。

　交大頂尖大學辦公室執行長許千樹還記得，十年前他們開始跟大陸四所交大交流，當時對岸交大的預算還不到八億台幣，交大卻有二十幾億，「遙遙領先」。反觀現在，上海交大一年有八十幾億台幣經費，變成台灣交大的四倍，「我們整個落後，」他遺憾地說。

　就算經費不能增加，在學費的定價策略上，政府也握有絕對的議價優勢。

　「和政府討價還價，最後就像與魔鬼共舞」，英國《經濟學人》在去年探討低學費影響歐洲大學競爭力時，就特別點出。

　不單是錢少的問題，錢怎麼用、用在哪裡，政府都佔了「行政指導」的上風。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董事長劉維琪表示，大學的緊箍咒不是錢不夠，而是法規限制太多。「找一個廚子做酒席，給他一筆錢，規定多少錢買肉，多少錢買魚，這酒席一定做不好的，」當過中山大學校長的劉維琪比喻。

　成大校長高強對於法規處處設限也有切身之痛。他舉例，成大的社科院大樓工程，構想書提上去之後，先躺了十三個月，才確認是否能得到上級補助；提出計劃書後，又在各部會流浪了九個月，得到「每坪造價太低、要求改善」的批示，蓋不蓋得成，他們也沒把握。

　「這種彈性難道不能放心讓大學自主嗎？」高強反問。
大學另一個要挑戰的難關，恐怕是來自其他一批供應商—八萬多名教師。薪資長期低於市場行情，又碰上全球大學盛行在國際學術圈高薪挖角，台灣高教要保住現有人才並找到新的優秀師資，愈來愈困難。曾任交大研發長的許千樹比較，十年前交大徵一個教職，會有兩、三百個海外博士投履歷表，現在來申請的只有十幾個。

　就拿研究大氣科學的台大副校長陳泰然來說吧，十年前他到韓國參加學術研討會，和一位資歷相當的韓國教授聊到彼此的待遇，當時陳泰然的薪水是對方的一倍。今年，他們再度在國際研討會碰面，這位韓國教授的待遇反而高出他一倍。

好老師出走海外，好人才整合到國外的大學，還有一個不利因素影響大學教育的供應商來源，那就是畢業生出國攻讀更高學位的比例逐年遞減。陳德華直陳，目前台灣的高等教育都是二十幾年前出國留學的那一批人撐起基礎，如果不出國留學的現象繼續下去，台灣終將瀕臨優秀師資「 斷貨」的窘境。

購買者議價力量更強
　

大學教育的廠商已達一百六十多家，錄取率超過九○％以上，產業從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再加上轉換成本低，購買者（大學生）的議價力量比過去任何時候都來得強。

　為搶奪有限的「顧客」，大學不斷出新招搶學生，辣妹、獎金、保證就業，就連名校也得祭出美女牌，媚俗地鞏固既有客群。

　消費者的議價能力還展現在大學「不敢也不能」太要求學生。

　美國大學生的畢業率（指四年內畢業）只有五○％，台灣卻突破了九○％。北部一位私立大學校長就承認，面對是否當掉一個學生，學校和老師都會陷入天人交戰，因為「損失一個學生，就是少掉一百多萬的收入。」

　即使是客源不虞匱乏的國立大學，也難倖免「不能太嚴格」的壓力。

　一位今年剛從國外回到北部某國立大學任教的助理教授，就在教書的前兩個禮拜「大受打擊」。第一堂下課後，他出了幾十頁課外書，讓修課的七名學生輪流閱讀；第二個星期，他走進教室，呆了，「只剩下一個人」。系上資深教授還告誡他，「不能這麼嚴格，學生會跑掉。」

　以現有出生率推算，未來十幾年後，大學能提供的名額，將超過當年所有可入學的學生人數。在供過於求的陰影籠罩下，大學開始走到國際開發潛在消費者。根據教育部統計，台灣各大學的國際學生比例，仍不到一％，自費到台灣讀大學的外籍生比例更低。因此，每年各國的大學教育展上，台灣學校絡繹不絕，已成為一種「全大學運動」。

　這方面，新加坡就聰明地和國際競爭者策略聯盟。為了在二○一二年以前吸引十萬個海外學生，新加坡以「到新加坡求學、拿MIT學位」做誘餌，打動許多國際消費者，除了MIT，法國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德國慕尼黑科技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名校，都出現在新加坡策略聯盟的名單。

　韓國「大學教育協議會」事務總長李鉉清去年來台訪問時，曾語重心長地說，「一個沒有外國教授和外國學生的封閉大學教育體制，很難具有國際競爭。」 這也是全球化席捲世界大學之後，台灣高教產業的一大隱憂。

還沒有替代者的威脅

或許，文憑主義盛行的華人社會裡，大學短期內還不會有替代者出現。根據《天下雜誌》今年首度進行的「大學教育大調查」顯示，儘管不滿意，九○％以上的家長還是認為自己的小孩應該要上大學。

　看到高教質量失衡問題惡化，國際競爭又大軍壓境，前教育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用「死亡交叉」道出目前改革大學教育的迫切。

　在剖析歐洲大學面臨美國大學強大威脅、幾乎潰不成軍時，《經濟學人》曾為大學提出四個解決方案，分別是廣闢收入來源（提高學費、鼓勵企業捐款等）、到全球去搶顧客、教授有用的知識、有彈性和多元。

　這四個答案同樣適用於台灣的大學。

　前提就在於，大學必須在行政指導和自由競爭之間做選擇。如果還是想靠公部門補助，就只能在政府法規的框架下自我改善。要採用自由市場的競爭，學費與薪資待遇就得徹底自由化，回歸市場機制。但是，這又碰觸到社會公平的敏感地帶，大學、民間和立法院願意接受嗎？

　從《大學法》修訂、國立大學法人化，到五年五百億計劃等種種措施，政府已試圖回應大學改革的吶喊。在抱怨資源不夠的同時，大學似乎也應該自省，到底該怎麼提升自己的產品品質。

　總之，大學的競爭力，除了展現在研究發表外，更大的「展示櫥窗」，是數以百萬計透過大學加工製造的「產品」—大學生。

　「問題不在競爭，而在為國家創造人才的價值管不管用，」身為亞洲第一個主攻企業政策的博士，在政大教書達三十年的司徒達賢，一句話切中要害。

 

大學機遇與挑戰

 

大學機遇與挑戰

作者: 蕭富元 2006.11.22／ 第360期

全球化下，大學的機遇和挑戰有史以來，大學從未像現在一樣，和一國的國力扣得如此緊密。全球化競爭迫使「大學定勝負」的危機感鞭策著各國政府。 日本計劃未來五十年培育三十位諾貝爾獎得主；韓國首爾大學在全球學術聲望和論文質量上已甩開台大；中國的北大、清華更在國際評比排名中奪下霸位。 在這波「新戰爭」中，台灣到底站在哪個位置？

即使忙著在出國前把所有雜事處理完，說話依舊溫柔清脆的台灣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沈冬，每個月總要出國兩三趟，在兩、三天的行程中，天天都是早上七點出門、晚上十點回飯店。她的行李箱裡，總不忘準備八仙果和川貝枇杷膏，以搶救經過二、三十場會談蹂躪的喉嚨。

　如果是國外大學訪客到學校拜訪，通常也是略過寒暄、自我介紹，直接從口袋掏出從網路下載的沈冬照片，開門見山切入細節：學分能不能互相承認、有沒有學生保險、宿舍幾人一床等等。有時，訪客連一起吃午飯的時間都省了，離開學校又風塵僕僕立刻飛車到機場，趕到下一個國家拜會下一所大學。

關鍵高地
　「我們都是隨時拎著皮箱走的，」做過中文系教授、音樂研究所所長的沈冬，現在對接待外賓、國際簽約儀式的標準作業流程，熟悉得跟她專長的古琴音樂一樣。

　從關起門教學研究，到應接不暇的出訪、接待、國內外招生，這幅繁忙的景象，正是全球化下，大學移動（university mobility）的最佳寫照。

　今年八月，美國《新聞週刊》首度做了一次大學全球化的專題，強調過去的大學是由國家主義捏塑成形，今天的大學則是靠全球化來塑造。有史以來，大學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和一國國力扣得如此緊密。中山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劉孟奇則用「關鍵高地」，來形容大學在國家競爭力當中，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

　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大衛．金曾實際交叉比對，一國科學學術論文的發表量和被引述量，和它的國家財富成正比。

　在這種「大學定勝負」的危機意識下，自九○年代末期以來，各國政府幾乎都把打造本國大學的國際競爭力，視為施政的首要工作之一，競相挹注大筆資源。再加上近兩三年才出現的各種全球大學排行榜，引起舉世關注，也難怪，哈佛大學前任校長德瑞克．伯克會用「上癮的賭徒」來比喻這場國際「新戰爭」。

　日本政府耗資六千多億台幣，計劃在未來五十年內，培養出三十位諾貝爾獎得主。新上任的財務大臣尾身幸次在《科技打造日本》一書，就疾呼要把競爭原理導入大學的革新，讓日本從學歷社會邁向能力主義。「大學改革是左右日本二十一世紀命運的重大課題，」尾身幸次宣告。

　通過金融風暴痛苦洗禮後，韓國政府下定決心，每年投入兩千億台幣，推動智慧韓國二一工程（BK21），傾全國之力把首爾大學送上國際一流學府之林。十年下來，首爾大學不論是在全球學術聲望或實際論文發表的質和量，已把原本領先的台灣第一學府台大甩在後面。

更具威脅的對照，是來自於彼岸的中國大陸。

　在「科教興國」和「人才興國」的戰略思維下，中國政府耗資一千多億台幣，展開「211」和「985」兩項高教改革工程，並集中資源支持少數幾所重點大學。經過十幾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脫胎換骨似地在國際畢露鋒芒。在以同業評價為重的《泰晤士報》全球大學排行榜中，北大一舉打敗在亞洲稱霸了數十年的日本東京大學；清華則在以研究產出為本的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學術排行榜」上，今年首度擠下台大，成為兩岸三地的新霸主。

　即使是國民年均所得僅有六百美元的印度，也集中火力，把八○％的高教經費，投資在少數幾所頂尖的理工商學院，為印度創造了軟體強國的實力和口碑。

　在大學的全球化競爭下，「只有第一，不會有第二，」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陳德華一語道破國際競爭的殘酷現實。

　專研知識管理的政大校長吳思華分析，高等教育之所以成為各國政府最關注的議題，除了知識經濟對高等人才需求孔急之外，更在於高教已經成為一種驅動國家經濟發展的新興產業。

　據世界銀行統計，高等教育已發展為一個價值三千億美元的全球化產業，佔全球經濟產出的一％；就以大學到海外設分校所帶動的產值為例，去年達到三十億美元，而且幾乎全數落入英美這兩個高教強國的口袋。此外，一流大學也會帶動國內的經濟，在美國求學的外國學生，每年就為美國國內創造一百三十億美元的GDP。

　在這個新興產業裡，台灣到底站在哪個位置？

　姑且以策略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競爭五力為架構，檢視台灣的大學競爭力。

現有廠商惡性競爭、新競爭者帶來威脅
　首先是現有「廠商」的競爭。過去十年，台灣高教產業的「廠商」｜｜大學，數量倍數膨脹，市場和資源卻沒有相對擴大；再加上缺乏差異化，進入障礙低，造成彼此惡性競爭，已是不爭的事實；所提供的品質，更在前年被監察院糾正「倒退十五年」。因競爭而刺激出的創新與品質改善，只存在少數幾家「廠商」之間。

　另一方面，儘管受到政府政策保護，台灣的大學還是躲不掉新加入者的挑戰。競爭新面孔主要是亞洲其他國家的大學，並產生了雙重的潛在威脅：侵蝕品牌（聲望）與消費者（學生）。

　當亞洲各國重點扶植一、兩所國家品牌的大學時，台灣齊頭式平等的分配架構，就很難跟國際競爭。一位大老級的教授憂心忡忡地說，除了少數幾所大學，台灣的高等教育，在亞洲已經被塑造為「低價格、低品質」的定位，就像早期「made in Taiwan」的印象。

此外，消費者琵琶別抱外國大學的情形，就算不嚴重，主要原因也不是「台灣的大學太好，而是出國念書的轉換成本太高，」一位國立大學教授剖析，即使政府不承認大陸學歷，但台灣學生每年報考大陸大學的比例，都有兩位數字的成長，就是一個警訊。

供應商議價力量大
　其次，大學的主要供應商｜｜政府（提供資源）和教師（供應腦力和勞力）｜｜的議價力量不減反增。

　教育部近十年投入高教的預算，大約維持在七百至九百億之譜，丟進一百多所大學後，「大家既吃不飽，又餓不死」。高教司長陳德華不諱言，當政府舉債比例過高、預算緊縮之際，高教經費幾乎沒有再往上加碼的空間，不夠的，只能靠大學自己想辦法。

　交大頂尖大學辦公室執行長許千樹還記得，十年前他們開始跟大陸四所交大交流，當時對岸交大的預算還不到八億台幣，交大卻有二十幾億，「遙遙領先」。反觀現在，上海交大一年有八十幾億台幣經費，變成台灣交大的四倍，「我們整個落後，」他遺憾地說。

　就算經費不能增加，在學費的定價策略上，政府也握有絕對的議價優勢。

　「和政府討價還價，最後就像與魔鬼共舞」，英國《經濟學人》在去年探討低學費影響歐洲大學競爭力時，就特別點出。

　不單是錢少的問題，錢怎麼用、用在哪裡，政府都佔了「行政指導」的上風。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董事長劉維琪表示，大學的緊箍咒不是錢不夠，而是法規限制太多。「找一個廚子做酒席，給他一筆錢，規定多少錢買肉，多少錢買魚，這酒席一定做不好的，」當過中山大學校長的劉維琪比喻。

　成大校長高強對於法規處處設限也有切身之痛。他舉例，成大的社科院大樓工程，構想書提上去之後，先躺了十三個月，才確認是否能得到上級補助；提出計劃書後，又在各部會流浪了九個月，得到「每坪造價太低、要求改善」的批示，蓋不蓋得成，他們也沒把握。

　「這種彈性難道不能放心讓大學自主嗎？」高強反問。
大學另一個要挑戰的難關，恐怕是來自其他一批供應商—八萬多名教師。薪資長期低於市場行情，又碰上全球大學盛行在國際學術圈高薪挖角，台灣高教要保住現有人才並找到新的優秀師資，愈來愈困難。曾任交大研發長的許千樹比較，十年前交大徵一個教職，會有兩、三百個海外博士投履歷表，現在來申請的只有十幾個。

　就拿研究大氣科學的台大副校長陳泰然來說吧，十年前他到韓國參加學術研討會，和一位資歷相當的韓國教授聊到彼此的待遇，當時陳泰然的薪水是對方的一倍。今年，他們再度在國際研討會碰面，這位韓國教授的待遇反而高出他一倍。

好老師出走海外，好人才整合到國外的大學，還有一個不利因素影響大學教育的供應商來源，那就是畢業生出國攻讀更高學位的比例逐年遞減。陳德華直陳，目前台灣的高等教育都是二十幾年前出國留學的那一批人撐起基礎，如果不出國留學的現象繼續下去，台灣終將瀕臨優秀師資「 斷貨」的窘境。

購買者議價力量更強
　大學教育的廠商已達一百六十多家，錄取率超過九○％以上，產業從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再加上轉換成本低，購買者（大學生）的議價力量比過去任何時候都來得強。

　為搶奪有限的「顧客」，大學不斷出新招搶學生，辣妹、獎金、保證就業，就連名校也得祭出美女牌，媚俗地鞏固既有客群。

　消費者的議價能力還展現在大學「不敢也不能」太要求學生。

　美國大學生的畢業率（指四年內畢業）只有五○％，台灣卻突破了九○％。北部一位私立大學校長就承認，面對是否當掉一個學生，學校和老師都會陷入天人交戰，因為「損失一個學生，就是少掉一百多萬的收入。」

　即使是客源不虞匱乏的國立大學，也難倖免「不能太嚴格」的壓力。

　一位今年剛從國外回到北部某國立大學任教的助理教授，就在教書的前兩個禮拜「大受打擊」。第一堂下課後，他出了幾十頁課外書，讓修課的七名學生輪流閱讀；第二個星期，他走進教室，呆了，「只剩下一個人」。系上資深教授還告誡他，「不能這麼嚴格，學生會跑掉。」

　以現有出生率推算，未來十幾年後，大學能提供的名額，將超過當年所有可入學的學生人數。在供過於求的陰影籠罩下，大學開始走到國際開發潛在消費者。根據教育部統計，台灣各大學的國際學生比例，仍不到一％，自費到台灣讀大學的外籍生比例更低。因此，每年各國的大學教育展上，台灣學校絡繹不絕，已成為一種「全大學運動」。

　這方面，新加坡就聰明地和國際競爭者策略聯盟。為了在二○一二年以前吸引十萬個海外學生，新加坡以「到新加坡求學、拿MIT學位」做誘餌，打動許多國際消費者，除了MIT，法國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德國慕尼黑科技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名校，都出現在新加坡策略聯盟的名單。

　韓國「大學教育協議會」事務總長李鉉清去年來台訪問時，曾語重心長地說，「一個沒有外國教授和外國學生的封閉大學教育體制，很難具有國際競爭。」這也是全球化席捲世界大學之後，台灣高教產業的一大隱憂。

還沒有替代者的威脅

或許，文憑主義盛行的華人社會裡，大學短期內還不會有替代者出現。根據《天下雜誌》今年首度進行的「大學教育大調查」顯示，儘管不滿意，九○％以上的家長還是認為自己的小孩應該要上大學。

　看到高教質量失衡問題惡化，國際競爭又大軍壓境，前教育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用「死亡交叉」道出目前改革大學教育的迫切。

　在剖析歐洲大學面臨美國大學強大威脅、幾乎潰不成軍時，《經濟學人》曾為大學提出四個解決方案，分別是廣闢收入來源（提高學費、鼓勵企業捐款等）、到全球去搶顧客、教授有用的知識、有彈性和多元。

　這四個答案同樣適用於台灣的大學。

　前提就在於，大學必須在行政指導和自由競爭之間做選擇。如果還是想靠公部門補助，就只能在政府法規的框架下自我改善。要採用自由市場的競爭，學費與薪資待遇就得徹底自由化，回歸市場機制。但是，這又碰觸到社會公平的敏感地帶，大學、民間和立法院願意接受嗎？

　從《大學法》修訂、國立大學法人化，到五年五百億計劃等種種措施，政府已試圖回應大學改革的吶喊。在抱怨資源不夠的同時，大學似乎也應該自省，到底該怎麼提升自己的產品品質。

　總之，大學的競爭力，除了展現在研究發表外，更大的「展示櫥窗」，是數以百萬計透過大學加工製造的「產品」—大學生。

　「問題不在競爭，而在為國家創造人才的價值管不管用，」身為亞洲第一個主攻企業政策的博士，在政大教書達三十年的司徒達賢，一句話切中要害。

 

961101 第3堂畫畫課

 

961025 第2堂課